[9]认同具有不同的层次，语言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社会主义国家对领土的关系，与资产阶级国家对领土的关系根本不相同。[30]《宪法草案初稿讨论意见汇编（四）》（1954年4月15日）中，资源来源同上，第129、131页。
但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马克思所提供的理由之外，还是因为俄国在20世纪初的特殊政治和社会形势使然。任何一段荒地（无人居住、无人使用、无人占有的土地），都不是无业主的，未得国家的统一，任何人皆不得占用。这一口号最忠实、最彻底、最坚决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的要求（尽管激进农民出于幼稚，画着十字来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袭），表现了在商品条件下尽量发展土地生产力的要求。如果实行土地国有，反而可能引起农民的误解。正在开采的矿产、矿井，以及部分为人民利用的水流如果也属于全民所有，就应明确规定。
有意见提出，希望能够明确第6条的矿藏是指什么？大荒地是否包括大山地在内？第8条第1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包括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少数民族畜牧区的生产资料（牛羊）是否要保护？城市土地所有权是否亦予以保护？，还有意见建议将第6条第2款中的矿藏改为土地及其蕴藏，如矿山、矿井，并在这一款中增加大企业、交通、银行等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由国家经营。在当时权威的《土地法教程》里面，苏联法学家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基于以上分析，语言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是宪法法益的必要组成部分，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以何种形式来具体建构法益保护的体系，不同国家的实证法提供了我们宪法上不同的保障可能性。
[39]从推行到推广的修改，这表明我们在法律解释的范畴中规范所具有的不同的内涵与目标。在德国，语言问题也常常被纳入到平等权的范畴中进行思考，从而实现对语言上少数派的保护。[31] 总纲里的内容多数属于国家的政策规定，故也可称为基本国策或者国家政策。从各国立法以及行政经验来看，国家在学校、法院及官方语言方面的支配控制一般而言可以顺利地通过正当性审查而相对较少受到质疑。
其次，推广强调的是使用上的优势而不是为其确定明确的标准。作为国家政策的普通话条款不仅仅具有宣示性质，它为国家权力确定了实现特定目标的法定义务，主要体现为对立法者的宪法委托——立法者虽有相当大的审酌权限但亦负有遵守该宪法指示的立法义务，此外它也是法令解释的指标与方针以及执法的依据。
作为人权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权从自然法的意义上确认了语言与人的本质特征紧密关联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想要在规范层面进入以个人为主体的语言问题，人权应该成为其首要通道。具体可参见刘幸义：《语言自由与平等权——理论与实践》，载《法学理论与文化——李岱教授祝寿论文集》，台湾新学林出版公司2008年版。当然从词汇任务本身就可以看出它与目标的关联性，它不是自我意愿的行为而是一个对理想状态[国家目标]的趋近。只有在立法者完全不立法，或者完全背离所设定的目标时，才有可能被认定为违背宪法委托而违宪。
[31]郑贤君：《论国家政策入宪与总纲的法律属性》，载《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创刊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因而，在国家对语言的支配权问题上首先应该采取的是最节制的态度——语言形成应以每个人的自由参与为前提，并且所有的国家行为必须要有正当性证成的过程。[47]曹德和：《恢复国语名称的建议为何不被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中的探讨和思考》，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0期。[1]语言也是人们内心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当个体决定使用语言并传达信息时，这正是一种自我决定与自我实现的过程。
但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部分的普通话条款，与纯粹具有法规范性质的宪法正文不同，其法律地位比较特殊：它到底是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规范，还是属于不同于法律文件的道德宣示，一直存在争论。[36]构建政治统一体并不意味着创设出一种普遍的与协同一致的完美状态，矛盾冲突能够使统一体客服与摆脱僵化停滞的状态。
(3)为消除文盲或克服语言残障，任何人都有权得到特殊援助。因为按照受法律保护力度的不同利益可以被分为一般利益、法益、权利。
虽然在宪法理论的发展中，这些条款的效力被强化而主要成为宪法委托，也就是要求立法机关必须制定法律，以实现这些条款设定的目标。结合《宪法》第19条的文义，可以看到，这一条款所设定的国家任务的目标只是推广普通话，在此目标之下，具体政策和措施的范围可以有很大的跨度。但也正因如此，如何理解我国现行宪法上的普通话条款，并对其做出合理解释就成为宪法解释学上的一项挑战。(7)所有人都有被教所在国官方语言(至少一种)的权利。三、一般语言条款与基本权利条款的关系 一般语言条款和基本权利条款具有同样的宪法规范位阶，因而一般语言条款部分地强化了基本权利的保障，也部分地限制了基本权利的作用。而国家基于一般语言条款所采取的以语言同一性为表现的措施则可能会侵入公民原本在各个生活领域里所拥有的选择其所使用语言的自由空间，因而语言的国家面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去探求国家行为的正当性基础。
忽略语言学上对此定义的质疑，[45]要更好地理解作为法律概念的普通话，主要需厘清几个与之相关的概念：首先，中文一般特指汉字即汉语的文字表达形式，但其广义的概念既包括书写体系，也包括发音体系，在此意义下作为汉语发音体系之一的普通话属于中文的下位概念之一。因而宪法学的研究也必须更多的从对宪法解释本体出发。
在规范宪法学的框架中分析作为基本权利的语言权利，要明确语言权利是否必须作为一项独立的宪法权利被提出？还要明确在基本权利的框架下语言权利具体的规范内容与功能为何？ 1.有限的生活领域：宪法法益(Rechtsgut) 要解答语言是否应该以独立的基本权利的形式进入宪法的疑问，就会触及语言在本质上到底是宪法法益还是宪法权利的问题，也就是基本权利的本质。因此，该条款并无明确确立普通话官方地位之意。
按照传统理解，人权是指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权利，而基本权利则是指宪法上规定的权利。[49]从两词的字面推敲并结合普通话的使用看，推行有排斥其他使用的意思，而推广只是扩大其范围。
(8)为了提高社会、文化、教育和知识水平，促进不同国家间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所有人都有被教至少一种外国语言的权利。因而《宪法》第19条第5款并未赋予诉讼上相应的请求权基础，也就不存在具体的权利人。尤其是我国宪法的实施主要不是通过宪法监督的方式，更多是通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来实现。[26]国家象征，又叫国家标志，是以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象征国家主权、代表国家尊严的标志物。
关于国家目标条款的定义常被引用的还有专家委员会(Sachverstaendigenkommision)1983年在国家目标条款/立法委托报告书中的定义，请参考Bericht der Sachverstaendigenkommision Staatszielbestimmung/Gesetzgebungsauftrge von 1983,S.21。虽然我国宪法中没有出现语言权利的规定，但是如上文所述语言在自我确定与实现上的特殊意义决定了它是实现其他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的前提条件。
再者，1990年《保障所有移民工作者与所属家庭权利之国际公约》，规定国家雇佣者必须尽力使移民工作者的儿童能便利的传授其母语和文化及儿童母语之特定教育计划。(一)国语条款 首先，在宪法中确定国语[25]的一般语言条款，一般有两方面的规范效果：其一，在国家与人民的象征性下的团结意义。
从德国宪法学说中发展出来的国家目标条款是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目标的具有拘束性的宪法规范，其目的在于为现在以及未来的国家行为设定任务与方向。其二，国外宪法学尤其是德国公法学界对语言问题的研究表明，国家法层面对语言问题的节制态度并不影响语言成为国家和宪法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规范相对人 按照学界的主流观点，《宪法》第19条第5款推广普通话的条款具有客观法规范的功能但并不具有主观化的内容。[23]西班牙基督教神学家伊西多尔[Isidor von Sevilla]就提出从语言中形成了人民，而不是从人民中形成了语言的论点，[24]这一论点直到今天还有效。[7]Shing-I Liu,Sprachenfreiheit und Sprachengleichheit-Eine Skizze der rechtsvergleichenden Darstellung,in:Gerechtigkeit-Theorie und Praxis,Baden-Baden 2011,S.106. [8]Vgl.Konrad Hesse,Grundzue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arepublik Deutschland,20 Aufl.,S.136. [9]Wolfgang Kahl,Sprache als Kultur-und Rechtsgut,VVDStRL 65,Berlin 2006,S.393. [10]Kloepfer,in:VVDStRL 65,Berlin 2006,S.473. [11]Shing-I Liu,Sprachenfreiheit und Sprachengleichheit-Eine Skizze der rechtsvergleichenden Darstellung,in:Gerechtigkeit-Theorie und Praxis,Baden-Baden 2011,S.105. [12]熊谞龙：《权利，抑或法益？》，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2期。相应地，推广作为手段虽然可分为强制性手段和鼓励性手段，但从语义、目的、历史、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只能做鼓励性手段意义上的理解。
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规范或者宪律，不同国家的宪法对国家政策有着不同的性质认定，有的称为方针条款(Programmsatz)，有的称为国家目标条款(Staatszielbestimmung)，也有的称为宪德，[32]其本质差别在于规范的具体功能与效力——它们并非没有任何拘束力但又以区别于宪法正文的方式对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同时，各地区的语言还是感情交流的工具，是人民记录传承文明的重要工具，是一个与当地历史文化血脉相连的族群的符号，因而语言又是文化权利保护的一部分。
这也体现为宪法上自我决定与父权主义立场的博弈。语言拥有一个在总体上可跨越艺术和文化的广泛光谱，作为特殊聚焦点，它取决于文学、哲学、媒体、影视、审美意识也包括交流、语言、观念、思维方式和这个国家以及人民的情况，属于文化财(Kulturgut)。
语言法益是一种社会的法观念认为应予保护的宪法利益，但这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是否仅是一种概括的利益而不具有具体的权利形态？德国学界通说认为，如果特殊自由权已经对运用语言所不可或缺的媒介提供了足够的保障时，那么独立、未知的自由权就应该隐退于以各个特殊自由权的形式对语言所进行的保障之后。在许多把官方语言纳入宪法规范的国家之中，语言常常与首都、国歌、国旗等一起代表着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从而是以国家象征的形式被规定在宪法之中。
